2）讨论：讨论研究的意义，指出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协同模式。《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从侵权责任定性的角度/，区分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和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形。从实定法设置的救济进路上，我国形成了行政处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等多元解纷路径，呈现出“私益救济”“公益救济”并行不悖的救济特点。我国检察机关自2015年开始试行公益诉讼制度，力图遏制严重污染环境行为，但这种机制运行的实际结果未能实现预期的功效。究其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包庇与干涉过多，片面的“少用刑罚”理念导致刑责追究的范围过窄。加之有些司法机关对本该重判的犯罪分子判轻了，以致判处的刑罚不足以遏制该类犯罪，甚至陷入“刑不制罪”的困境。在“十四五”期间，需要强化对政府执法人员和监督人员的刑责追究，加大对犯罪参与人的刑事处罚范围、刑罚力度和赔偿额度，促使所有相关人员均有所忌惮而不敢实施抑或放纵污染环境行为，达到震慑和遏制污染环境犯罪的肆意蔓延。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和第五条就明确规定，特定行政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前提条件，是“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磋商未达成一致或者无法进行磋商”，并需要在立案程序中提供相应的说明材料。这条司法解释实际上是确认了在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后，行政优先于司法的公权配置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行政程序前置于司法裁判”的制度设计，根源于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定位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促进公益的职责分工。遵循“行政前置”“司法殿后”的顺位式救济模式，我国的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构成了不同层次、不同层级的多元诉权主体，它们各自具有不同层级异质化的诉讼主体资格。在私益和公益损害所保护的法益已清晰界分的情形下，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应当各自有序运行，不应当彼此渗透、涉入异质法益救济的诉讼之中。为了纾解这些制度运行中事实上存在的非协同化问题，未来国家立法和修法需要从赔偿范围审查、恢复原状责任的适用干预诸多方面，慎重考虑如何构建“私益诉讼”“公益诉讼”机制相互衔接问题。需要以是否确有提起诉讼的必要为原则，增设“行政前置”限制条件。尤其要在合理界分“行政监管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成果，确定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为赔偿权利人，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未来发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协同规制模式。有必要重构行政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程序的权利基础，因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已经被确立为“统一行使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有权机构。国家提出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方案，实际上已经容纳了生态保护的管理性目标。
研究做完了，得告诉朋友你的发现，这时候，数据就是你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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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很简单：由谷歌的 LLM Gemini 生成论文摘要和问答，在引入两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一个男性采访者和一个女性专家，分工完成一个简短的采访，描述论文内容。
其次，查重系统会根据设定的规则和标准来判断论文的相似度，包括文字相似度、句子结构相似度、引用文献的相似度等。因此，即使是已发表的论文，只要被提交到查重系统中进行检测，也会被系统所检测到。部分论文查重系统在检测论文时，会将已发表的论文引用和参考文献排除在外，只对论文中的文字内容进行查重比对。这意味着，即使论文已经在学术期刊或会议上发表，也不会影响论文查重的结果。
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们还需要评估自身的能力和兴趣。每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例如：学术背景、兴趣、资源与条件等）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
客观地说，“延毕”有积极的意义：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深入研究课题，提高论文质量，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术和职业发展，避免盲目追求毕业而忽略个人兴趣和长远目标。然而，“延毕”的弊端也非常显见：心理压力、经济负担、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以及教育资源的浪费。此外，主动“延毕”和这两年出现的“逆向考研”，反映出一些大学生的求稳心态。就业选择时求状态稳，相信“宇宙的尽头是考公”，用“延毕”去保“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却忽略了时间成本，一旦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难免加剧进入社会的恐惧。